今年元旦，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发《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一文。报道披露该县一名商人反抗自营加油站被无偿强拆，并受到官方一连串打压，其投诉无望后编发短信，暗喻县官专权及当地官场黑暗。旋即，这名商人被以诽谤、偷税等罪名判刑三年半。进而，采访对象的遭遇波及记者。日前，西丰警方进京拘拿杂志记者，给出的理由竟然仍旧是：涉嫌诽谤县委书记。

比商人稍微幸运的是，记者提前知晓消息骇然避走，可西丰县公安局警察还在报社等候捉拿她。警察所依恃的是以诽谤罪名开出的拘传证，律师已用常识驳斥了其莫须有的性质。根据法律解释，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不诉则不立，且由法院立案。而在媒体追访下，西丰张姓县委书记推称对此事自始至终都不知情。不管其表态有多么虚假，这等于间接承认拘传记者一事纯属荒谬。

记者的新闻报道属于职务作品，采访对象有异议可找报社寻求解决，直接采取捉捕记者的手段逼迫媒体就范，足以用恶劣至极来形容。可问题是，如此强横、如此无视法理的荒谬之举真的发生了。要知道西丰县发生此类案例已不是第一次。在此前处置商人所谓的诽谤一案中，没有“受害者”，当地法院却能堂而皇之地以诽谤罪加刑。由此可见，没有逻辑的荒谬尽管荒谬，却能产生让当权者满意的效果。

无论是敢怒却不能言的民间人士还是敢怒又敢言的记者，西丰县当局都视之如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罗织罪名，认定为诽谤县委书记成了屡试不爽的手段。依据一种大批斗式的推理，指责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等于给当局抹黑，非议县委书记就等于伤害全县人民。近两年，在县市一级治域内因言获罪者众多，现代版本的文字狱屡见不鲜。由此，一项罪名演化成报复的利器。

在赴京拘传记者一事中，县委书记威吓记者的意图十分明显。作为同行，可以实实在在感知到记者所承受的恐惧。毕竟，相较于黑社会或孤立的恶势力，拘传记者的官方举动极有强悍的力量。它的背后隐藏着完整的国家暴力机构，公检法皆为其所用，随时听命于长官意志或专权的蛮横。这样一整套权力机器一旦启动，奔着公器私用的目标，不管是对媒体机关还是记者个人都具有极大的压迫感和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