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岁尾年关，丑闻继续玩着自己的接龙游戏。年前几天有陕西绥德县的“签字拘禁案”，年后几天又有了辽宁西丰县警察进京拘传记者的消息。有些县委书记、县长大人之无法无天、攻击民权，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然而，即使人们对那些经常超乎想象的传奇与写真熟视无睹，但这两起事件还是在许多人心中掀起巨澜。

　　近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西丰拘传案”的来龙去脉：2008年元旦，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发表文章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由于这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县公安局竟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该报道的作者、《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并于1月4日赴京对该记者进行拘传。

　　这个惊世骇俗的拘传案让我想起几天前发生在我与朋友们之间的一个小讨论。事情的缘起是法学教授何兵的文章《致绥德县长：上下交攻，只能委屈自己》（见1月3日《南方都市报》）。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并不怀疑作者“曲线救人”的良苦用心，然而这篇貌似“表扬稿”的文章给我的印象不外乎教导官员如何宽大为怀、做个好官，就像历史上的谏臣恳求有个好皇帝。言辞至此，真正“委屈”反倒是社会。

　　显然，文章强调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理由很简单，今日中国人需要追求的是有保障的自由，而这一切不能指望搞大宰相的肚子―――因为我们生息的世界理应在宰相的肚皮之外，而这一切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只要宰相可以恣意妄为，可以权倾朝野，可以吞噬人畜与庄稼，那么宰相的肚子再大，治下之民仍不过是宰相的腹中之物，用后极权话语来说，再美好的肚皮，也只能在里面装修出一个“天鹅绒监狱”。

　　在此条件下，“宽宏大量”以及所谓“曲线救人”谈何实质意义？难道全社会在动辄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面前还不能顶天立地，非要“逢迎”胡作非为的县长及其随从方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那种“祝（县长）事业顺利，锐气永存”的握手言和，即使不算轻佻，至少也是用错了地方。事实证明，绥德案的“妥善解决”，也是在榆林市委书记的督办下进行的。